绘制于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的净瓶，数量庞大，造型多样，有着明显的地域和时代特点。本文通过大量取样、分类，以及与文献和出土实物相互印证，深入分析了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净瓶造型的发展、变化及成因。得出结论：净瓶造型主要分无盖、有盖、圆盘小颈和罐四大类，每一类中又有多种型、式；净瓶造型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之间既有一致性，又保持了自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净瓶造型除受印度早期净瓶造型和佛典描述的净瓶造型影响外，还受到唐代瓷器、金银器以及萨珊、粟特、拜占庭、吐蕃等地金银器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环境下中外工艺美术的发展、交流，及其在佛教美术中的反映情况。通过对唐代卢正容墓志研究，考证了卢正容的家世和谱牒，补充和纠正了史书对唐代卢氏家族的记载。与墓志出土的一套线刻墓门，雕刻生动逼真、线条流畅，反映了唐代石雕线刻艺术的水平和成就。世纪上半期是考古学的初创期，对这段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历史各个阶段，对于时期考古学史研究的主要人物、作品和观点作了系统的评述，其中特别提到当前台湾和海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了对过去研究成果的之外，本文还反映了学术史本身随时代和环境变迁的清晰过程。通过对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龙香村与乐义村仿古陶工艺作坊的调查，具体展示其制作工具、制陶原料、仿古汉陶罐的成型工艺和烧造工艺等一系列制陶工序。尤其是外模贴片成型法，对于研究秦汉古陶制作工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是研究古代制陶工艺的重要参考资料。虎牢关是古代中原名关，对其关址兴废易徙及其与地理条件的相互关系问题，近世学者多语焉不详。根据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历的虎牢关、成皋关是二关而非一关；受黄河侧蚀的影响，虎牢旧关址发生过变化，后迁徙至今汜水镇，即汜水关。虎牢、汜水应为一关二名；虎牢关关址的变迁与交通条件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晚清时期，南京城内外火灾的频仍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威胁。火油的普遍使用、节日用火疏忽、拜教燃火和歹人纵火是火灾多发的几个因素。扑救大火，主要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其中由城市士绅的水龙局在灭火活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官府和驻防在维护灭火活动中的秩序，抢救受灾民众的生命财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官府保持着对水龙局的牢牢控制。官府可以直接插手水龙局的人事任免，裁决水龙局运作中产生的，也可以依据各水龙局在灭火过程中的表现给予奖励或者惩罚性的措施。在灾后，除了对"火头"采取惩罚外，官府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对受灾民众进行钱粮物资上的赈济。在对遭受火灾的民众赈济问题上，当时好像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制度和具体的抚恤标准。在踊跃救火之余，水龙局还创立了专为灾民提供临时居所的暂栖所。在火灾预防上，南京城实行了太平水缸制度。南京城防火措施的实施也充分了发挥保甲组织的功能。本文认为《洛阳北魏杨机墓出土文物》一文中的杨机墓志录文释读有疏漏，对杨机卒葬、仕历的分析亦有未当之处，结合历史文献及墓志拓本，对其不足之处做一校正。青岛博物馆藏清方薰《岁朝百事如意图》，绢本、设色。修复前，画心残损、绢丝断裂，并遭到虫蛀，经过除尘、清洗、揭托、全色、砑装等一系列修复过程，这幅佳作*终重现原貌。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办了专家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制作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多的汉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此次专家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山东枣庄东江村出土的小邾国墓地为山东古国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本文试图从该墓出土文物的几个方面入手，对小邾国历史进行尝试性探索。东江村一号墓出土的邾友父鬲的时代应该在西周宣王时期；而二号墓的邾君庆则有可能到春秋初，可能与史书上记载的郳犁来有关。关于铭文中出现的秦妊，邾君庆的夫人，笔者提出可能出于鲁国秦氏。
杨杏佛作为的爱国者和家，不仅为的独立、和富强奋斗终身，积极倡导科学救国，提出了丰富而系统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发起创建科学社，编辑《科学》杂志，为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积极撰写科学救国论文、进行科学讲演等宣传活动，从科学与商业、共和、战争等诸方面阐释科学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阐述了科学与的关系，倡导科学与相结合是实现救国的途径。杨杏佛的科学救国思想不仅对近代民族救亡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历史意义，其所倡导的科学促进国家振兴的理念对今天建设现代化强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青铜镞出土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形制多样。各种不同类别的镞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在不断地演化。这种演化有鲜明的特征。镞的基本功能是杀伤性，但也有并无锋刃的镞。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文献中有镞有"八矢"的记载，但却没有具体的形制规定，通过考古出土的镞和发现的文字、青铜器上的画面，可以对文献记载提供物证，考证出哪些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八矢。上海博物馆早年入藏了一件伯弘父盨，器形和文字从未发表过。通过对器物类型学和纹饰的研究，可以确定时代在西周中期。器盖同铭共有二十七个字，记载了在二月初吉丁卯日这一天，伯弘父作器在宗庙里宴飨宾客。青铜盨自名为"(米丩)"还是首次发现，此字应该是"簋"的异体字。这件器物对于研究青铜盨形制的发展、自名的演变以及西周时期的礼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密李家沟遗址是一处距今15年至86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它的发掘为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间的历史文化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手实物资料。李家沟遗址石器加工技术可能受非本地技术因素的影响，但遗址所见早期居民所用优质燧石很有可能为本地所有，不大可能为"远距离采集运输所得"。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大型食草类动物数量"锐减"，似乎与以大型食草类动物骨骼制作成骨器有关，与生计方式变化似乎无必然关联。从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到裴李岗文化，陶器制作技术似乎并没有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出现一定的倒退，继承性远没有"变异"性明显。李家沟遗址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石磨盘很有可能即为"研磨采集品的工具"，其与裴李岗遗址发现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功能显然是有区别的。仅仅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就将李家沟遗址确定为联结两个时代的重要剖面，填补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缺环与空白，甚至与原始农业的起源相联系，结论为时过早。曹操墓早期盗洞位于后室顶部偏北处，开口在南北朝地层之下。盗掘时代应该在曹氏政权灭亡以后不久，即八王之乱时期。这次盗掘曹操墓，是一种上的报复，迷信上的破风水，是担心曹氏复辟。盗墓者可能是司马氏的诸侯王。
江西萍乡的田中古城至少历经西周、春秋两个时期，其考古学文化背景是江西印纹陶文化。该城的国属难以考订，但其族属应与"百越"相关。该城的衰落，很可能是楚国南侵所致。城址的废弃或将楚国势力跨过长沙向南发展并进至株洲、澧陵一线的时间确立在公元前55年前后。该城址是春秋时期楚文化与百越文化接触与融合的见证。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出有陶器、瓷器、铁器等遗物。墓为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墓室内仅余一合墓志及少量遗物。墓主为辽初汉姓贵族、曾任节度使的通事耿崇美及夫人耶律氏。两座墓的发掘对研究辽代兴中府汉姓贵族家族史及其联姻关系有重要意义。1年4~7月，对广东汕头市"南澳Ⅰ号"沉船进行发掘。发现的船体纵长约27米，有17道隔舱板和16个隔舱。发掘出水各类遗物1万余件，以漳州窑青花瓷为大宗，应为漳州窑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产品，沉船所属年代与此大致相同。"南澳Ⅰ号"沉船的发掘为研究不同地区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谈艺图》全名《桐城姚石甫先生扬州谈艺图》，是清代道光年间江阴画家吴俊为时任扬州两淮盐运使的姚莹所绘。画作内容为姚莹在庭院中与十余位朋友谈学论道的场景，所绘人物及背景皆十分工整。在姚莹自撰的后记中一一提到了画中各人物，有张际亮、李兆洛、刘宝楠等，皆为当时学界名流。此画作很好地保留下了这些名人的肖像，也直观地反映了他们交游、谈艺、论学的情景，极为珍贵。卷内还附有曾国藩、李鸿章、严复等历代名人的题跋七篇，其中多处提及此图作于战争爆发前夕的背景，表达了有识之士对于国家危机的关切，以及几代人对于民族振兴的心愿。法国19世纪的艺术十分多样，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流派纷呈。有一股恒定的潮流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反而成为法国艺术的一大特征，那就是学院体制下的专业创作。从新古典主义到被称为"消防队员"绘画的潮流，法国始终遵循古典时期定下的学院在教学、深造、创作和收藏方面的原则，造就了一大批法国学院派艺术家，尤其在历史画、肖像画方面获得很高成就。雕塑领域以吕德和卡尔波为代表，同样成果斐然。本文通过对法国学院体制的纵向和横向的分析性介绍，从法兰西美术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罗马奖、罗马法国学院、沙龙展、画室、卢浮宫等机构性层面，探索这一学院派潮流得以历百年而不衰的原因，并分析学院派在2世纪下半叶的学术界、博物馆界能够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原因。磨花玻璃碗多见于罗马-拜占庭、黑海北岸、莱茵河地区及波斯。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磨花玻璃碗(M17：17)来源众说纷纭，其器形、色泽、工艺与3-4世纪黑海北岸此类器物*为近似，其装饰的磨花椭圆纹样仅流行于4世纪黑海北岸的切尔尼亚霍夫文化((?)(?))。该磨花玻璃碗时代可能为4世纪中晚期，经黑海-里海北岸至新疆流入北魏平城。12年河南省正式开展古籍普查登记。普查中遇到古籍复合型人才匮乏、古籍藏量家底不清、收藏单位跨系统协调困难等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16与17窟是位于窟群区内谷南区中间靠近地面的一组中心柱窟，三窟共用同一前室，形成一组"品"字形三佛堂组合。其中，16窟位于中间，其前室南侧为15窟，北侧为17窟。这种以三个中心柱窟组成的"品"字形三佛堂组合，在龟兹石窟寺遗址中仅见。三窟内塑像不存，壁画在2世纪初年被切剥流失海外，根据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藏壁画资料，知原壁画为唐朝风格。本文利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提供的馆藏壁画资料，以及德国、法国探险队于2世纪初年在库木吐喇石窟拍摄的历史照片资料，并结合前人的记录与研究，对库木吐喇第16窟主室南壁《观无量寿经变》壁画图像进行复位与识读。还通过与敦煌英高窟唐代《观无量寿经变》壁画进行比对，分析库木吐喇第16窟唐代《观无量寿经变》壁画图像的特点，及其与敦煌唐代壁画图本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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